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尹生价值观”(ID:jia-zhi-xian),作者:尹生,36氪经授权发布。

中国的几大互联网巨头从未像今天这样关心行业和人类的未来命运。十年前,当我还是一名记者时,曾有幸采访这些公司和它们的创始人,当时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公司,和眼前的“苟且”,也就是如何让公司在迅速变化的市场生存下去和不掉队。

比如,在2007年前后对马化腾的一次采访中,他就坦诚当时腾讯还只能考虑一年内的事情,尽管他希望在数年后能够考虑三年甚至五年以后的事情。而在同一时期的马云那里,你听到的更多的是类似如何打赢eBay这样的话题。

但今天,创始人们口中谈得更多的,变成了“诗和远方”:在李彦宏那里,“诗和远方”是“All inAI”;在马云那里,“诗和远方”是“达摩院”;而就在两天前,马化腾也刚刚在一封给合作伙伴的公开信中提出了腾讯的“诗和远方”——“数字生态共同体”。

对他们而言,“诗和远方”既是能力的体现,也是压力和趋势使然。

眼下,阿里巴巴和腾讯的市值都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百度的市值也逼近千亿美元,三家公司的年营收都超过了百亿美元,而且盈利能力强劲,各自的账面上还都有上百亿美元的现金(和现金等价物)。

但遗憾的是,这些公司的收入都仍然主要依赖于中国市场,而且它们几乎已经进入了所有能进的领域,特别是阿里巴巴和腾讯,作为中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两个子经济体,它们的成长动力不再仅仅取决于各自的业务,还取决于整张饼的大小。

除此之外,它们还必须面对来自社会价值指标的压力,这些压力常常是非正式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有时其力量甚至会完全凌驾于商业之上——由于这些公司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去争取更大的份额,但这可能最终招致那些遭受价值流失的部门(主要是传统的、但解决了大部分就业的经济部门)的反弹,以及那些目睹财富继续向少数公司集中而心怀怨言者的质疑。

在很多时候,传统的经济和价值准则坚守者可能根本无力同代表趋势的力量相抗衡,但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问题,还涉及到经济和社会的再造,它与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社会总体价值贡献”(而不仅仅是商业价值)常常会成为解决类似分配冲突时的务实指标,这意味着那些过去可能不被互联网巨头纳入考虑范围的指标,现在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巨头们不但要自己足够强大,还必须让整个经济和社会变得更为强大,然后它们从增加的社会总价值中分得一部分。

这正是尹生在《BAT之后,不是JAT,而是SAT》一文中的主要观点,也是马化腾所提的“数字生态共同体”的隐含背景。对腾讯而言,将经济和社会视为其所处的生态,而非仅仅局限于传统上狭义的腾讯生态,既是化解社会化压力的需要,又是公司下一阶段增长动力的来源:

“在数字化背景下,不同产业和区域的生态之间,开始发生越来越多的关联。它们可能将不再羁于行业、地域等因素带来的条块分割,紧密地交错起来,让跨界地带产生丰富的创新空间,从而形成一个‘数字生态共同体’。”

迄今,互联网的发展本质上都带有初期特征:弄潮儿们一直在试图利用互联网解决人类面临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信息不对称,商业或其他行为中的时空阻隔,社会化的时空局限性,一旦解决这些问题的模式被找到,围绕用户的运营就成为主要议程,用户规模、广度与时空参与程度的提升,就成为这一阶段互联网的主要驱动力量。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行业边界的迅速移动和价值的转移,伴随着一大批弄潮儿成为先烈,比如美国在线、网景、雅虎、Myspace等,也基本塑造了今天占主导地位的巨头们的格局:阿里和亚马逊凭借的是电商,Facebook和腾讯凭借的是社交,而谷歌和百度则在搜索领域称雄。

但迅速变化的命运,让幸存下来的巨头更加执着于构建使自己处于完全主导地位的护城河,对外采取封闭政策,努力避免自身成为互联网边界移动的牺牲品,比如爆发在阿里和腾讯,以及百度和阿里之间的数据接口封闭战。由于用户红利和生态生产率潜力足够大,那些在各自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的公司即便在封闭的环境下,也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

但现在,用户红利和隔离小生态的生产率已经消耗得差不多,整个互联网又到了重新确定和解决重大问题的阶段,就像最初的十年一直在摸索的那样。

你将看到,互联网公司之间的边界将被重塑,既有的关系(主要是作为个人消费者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在边界构建中的重要性会下降,新的关系(主要是机构用户与消费者用户、机构用户与机构用户、物与物)将成为变局的来源,而创新/创业精神与解决人类重大基本问题、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的生态生产率贡献的能力的权重将上升。

就像电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动力,从而将人类带入电气时代一样,它经历了从初期的条块分割式的创新,到中后期的全面社会化阶段,即实现了基础设施化、标准开放与可连接、应用丰富化。

这也正是马化腾给“数字生态共同体”确定的基本议程:基础设施化(云化分享,新科技),可连接化(智慧连接,宽平台),连接和应用丰富化(全用户,大内容,深度融合)。

但仅有腾讯一家意识到这些,显然是无法实现这些议程的,只有一个开放的互联网,才能提供新阶段进化的适当气候,在其中每个巨头又回到了一个生态参与者的角色,只有那些最终在这些议程中建立了优势地位的公司,才能成为最终的生态主导者。

从某种意义上看,腾讯自身就是开放和生态化的受益者,正是7年前的3Q大战让腾讯备受谴责,迫使其痛定思痛走向开放(我本人也有幸作为三位媒体观察员之一全程参与了系列“诊断腾讯”闭门研讨会),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腾讯。

但可能并非所有的公司都会这样看,一家公司是否接受开放的原则,通常取决于这些因素:这家公司在开放后能否继续保住甚至提升自身的行业地位,是否愿意承受新的生态中角色的不确定性,是否有其他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它去这样做(比如来自政府监管的压力),这家公司自身所处或主导的生态生产量和生产率是否仍然有足够的潜力,以及是否在上述某个或某几个议程中建立了优势地位,开放的边界如何确定?

腾讯在连接方面的长期耕耘和基础,让它在上述议程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建立了或有机会建立优势地位,这让它有足够的底气和意愿去推动一个更为开放的生态,但正因为如此,它若想让这些议程成为行业和社会的共识,而非仅仅局限于腾讯自己的商业逻辑,就必须将现有的竞争者发展为潜在的生态合作者,并让更多的参与者从中看到长远收益的希望。

如果它愿意,在这一过程中,它可以选择从自身做起,并试着在局部建立较小的合作机制,就像它在过去的开放战略中所做的那样——尽管这次可能需要开放得更多更彻底,这需要它自身克服心理障碍,它必须克制自身的利益冲动,给别人更多甜头。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由于数字生态共同体事关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利益,那么最终应该由谁来扮演公共利益监管者角色?当这个角色确定时,又应该如何确定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边界?

在电力作为一种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既有政府部门的监管,同时更多的议程却是由私人部门设置的,但由于与电力时代仍然带有明显的时空障碍特性不同,数字时代具有更多的超时空性(从而也是超越国界的),也就是说整个人类和全球经济才是数字生态共同体的真实环境,过多的和不适当的公共监管又可能妨碍中国作为这个超级生态的一个子系统的竞争力。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本身就是互联网进入新一阶段后的主要议程之一:从技术/产品/模式创新到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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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们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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