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转发自微信公众号“清醒贪心记”(qtnotes),作者: Autumn,麦肯锡七年咨询;36氪经授权转载。

在线分享课程「诺言」中有道作业题,回忆你的「巅峰时刻」。题目说,所谓巅峰,就是「自己觉得特别爽、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的一种感觉」。

这道题的用意不难猜测——

  • 向内看,是什么让我们心生欢喜;

  • 向后看,原来我们曾经勇往直前;

  • 向前看,我们或许依然可以。

这个国度上空,弥漫着焦虑的空气。此处省略5000字,这点简直无须再去证明。而作为中年、女性、妈妈、互联网行业的早期创业者,财富仅仅「超市自由」的中产阶级,若说我全无焦虑,开玩笑哪。

今天,我想写下面三个故事。你猜,当我人到中年,究竟哪个是我内心的「巅峰时刻」,带给我面对未来的勇气。

选项A:2000年,我被保送北京大学。

选项B:2015年,我在亚马逊出差误了火车,自费3200元租车连夜赶到,没误事。

选择C:2012年,我带长辈,在纽约坐了几次地铁。

答案是C。

01

2000年夏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称CCER)召集了一次夏令营,从全国高校选拔大约30个经济学本科生,在北大听课、讨论、演讲一周。

一群二十出头的学生,一座湖光塔影的校园,很容易点燃一点「策马奔腾,改变世界」的青春热情。

夏令营最后一日,我去朗润园向老师们告别,海闻老师说,「我们决定录取你来读研」。

那一刻,我内心有膨胀的幸福感。

进入CCER后,受到严格的训练,在一群真.学霸们中间练习了抗打击能力。那三年,我最喜欢去图书馆的大自习室,数百人埋着头,只闻轻微的翻书声。让我想起《北大诗选》里那首只有一行字的诗——

静,轰轰烈烈地静。

毕业后,我与许多同龄人一起,进入跨国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与移动互联网爆发前,有着漂亮的简历,拿到买得起房子的薪酬。那是我们的鲜衣怒马春风少年时。

然而,这个「巅峰时刻」,仅仅是时代的趋势与命运的垂青罢了。

那是世纪之交,站在WTO门口的中国正将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文革后陆续出国深造的人们,开启了海归的节奏。以抱着两个篮球游到此岸的林毅夫老师为首,正当盛年的经济学者们,张维迎、海闻、周其仁、陈平、易纲、姚洋、宋国青、胡大源、平新乔、卢峰、汪丁丁……风云际会于CCER,立志改变中国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方式。

他们任性地开启经济学界许多新姿势,包括第一次系统性购买国际通行教材版权,第一次给出国际市场薪资水平聘请学者归国并采用tenure制,创办中国首个国务院学位办批准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北大国际MBA),创办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召开中国首届经济学年会……

1997年进入经济学念本科的我,大一主课是《政治经济学》,用蒋学模老师在1978年编写的教材。而大二起,我们开始用CCER与人大出版社合作的平狄克版《微观经济学》。蝴蝶的翅膀煽动,直达千里之外的课堂。

我大三那年,CCER决定第一次以夏令营的形式选拔经济学研究生,同年第一次扩招。

而我会报名那个夏令营,仅仅因为男朋友在北大,我争取一切免费去北京的机会。:)

若说我自己在夏令营中有什么过人之处,那大约是,我读「闲书」,有观点。而这也因为我出生在三中全会前夕,次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大规模返城,于是我得以在高考名额较多、高考压力不那么大的上海长大,有一对纵容我胡乱读书的父母。

保送北大,我不曾为之辗转反侧,也不曾为之悬梁刺股。

我们一生有许多这样的「巅峰时刻」,是我们一脚踩进命运的河流。

大风起兮,大势所趋,是时代、机缘、幸运,成就了我们。

02

2015年初,我在亚马逊中国工作,遭遇一宗卖家与亚马逊的纠纷。长达数月,全球与中国、法务与公关、自营与电商部门……邮件、电话、会议无数个回合之后,终于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我的任务,是去客户所在城市,当面「敲定」此事。

而当我赶到上海虹桥火车站时,才发现,我居然去错了车站。

晚高峰时间,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及时从虹桥站赶到上海站了。正值春运前夕,当天与后面几天的所有列车、长途汽车,连站票都卖完。没有机票。没有专车司机接单。上海各大出租车公司的调度说,没有车能今晚出省境。

我站在虹桥站,握着手机,一阵阵冷汗淋漓。

我要去解决的问题,棘手而微妙,拖过春节或许又会起变化。而每耽误一天,客户与亚马逊都在承受经济损失。

当然犹豫过,是否就跟老板和客户说,我犯了个愚蠢的错误,I screwed up。地球和亚马逊不会因此停止转动,我大约也不至于因此就失去工作。

然而内心难以接受为这种蠢事儿放弃,更怀着刚刚转行不敢掉链子的战战兢兢,我继续下载各种打车App,同时盘算着哪个朋友可能仗义出手,连夜开车送我。

就在这时,有司机接单了,500公里,报价3200元。「幸福来得太快不敢相信」,我怯怯地致电司机确认,千恩万谢。

高速略堵,我们在凌晨驶入那座城市。我睡了三小时,开了一整天会,结果圆满,皆大欢喜。提着客户送我的两大只鸭子,我挤上了返程的火车。

我们每个人,大约都能说出一些这样的故事。比起保送北大,这更接近「巅峰时刻」,尽管前者是潇洒的过程、漂亮的履历,后者是愚蠢的错误、狼狈的努力。

因为我知道,我会笨、会错,却也能不惜体力、不惜代价,去最终达成所愿。

然而,这依然不是最让我对未来鼓起勇气的事儿。

因为,3200元对那时的我而言,已不是多么大的代价;熬个夜、费点劲,对于麦肯锡出身的我而言,简直是一种习惯。

若我大汗淋漓,也拼得只是自己所长,那么我从未真正大汗淋漓。

03

在费城念书的时候,常去2小时车程外的纽约游逛,那是一座领略不尽的城市。

记得我和Elaine第一次走出曼哈顿唐人街巴士站,我对Elaine说,「我们打车吧。」

Elaine奇怪地看我一眼,「为什么不坐地铁呢?」骤然从高薪白领回到没有收入、学费昂贵的校园,我们坐最便宜的唐人街大巴去纽约,出来坐地铁是自然的选择。

我答道,「纽约的地铁挺麻烦的,容易坐错。」纽约地铁是并线运行的体系,在同一个轨道上跑着多条线路,每个站台更像我们的公交车站,所以我一定会犯晕。

Elaine说道,「坐吧,我们会搞明白的。」

Elaine和我是两种人。

她是十多年前最早离开麦肯锡职业路径去创业公司的人,而我是在35岁之前只在麦肯锡工作过的人。

她的信条之一是「这个东西再难吃,我也得尝一口」。我们去秘鲁,她就一定会尝尝当地名肴「几内亚猪/豚鼠」;我就是那种坚决一口不吃的人。

少年时读《所罗门王的指环》,知道有一种视力不太好的小鼹鼠,一旦从A地到B地走过一条路径,就永远会走那条路,即使这条路并非最优。

我就像那只小鼹鼠。总是去那几家饭馆吃饭、点那几个菜;去美国念书前,去过十多个国家,全部是出差,周末被同事领着玩一下;十分不能理解我先生那种兜里同时揣着iPhone、安卓、Windows Phone各一台的人,多麻烦啊。

那个日光明媚的秋天早晨,我自贴标签为:英语不好、纽约不熟、路盲、方向感差、700元诺基亚手机使用者、对新事物有障碍者、三十二岁才出国读书的落后同志、极度厌恶麻烦人士。

我排斥纽约的地铁,我抵触在陌生环境里去了解不一样的系统,我害怕试错。

所幸天秤座的人,不太坚持己见,那一天,我跟着Elaine扎进了地铁。

两年后,我俩最后一次同去曼哈顿,Elaine问过我,「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来时,不肯坐地铁吗?」

我笑起来。

那时我已经知道,在纽约坐地铁、在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去南极徒步、去加勒比海驾驶帆船,也没有那么麻烦。如果选择去拥抱,我也可以改变。

曾经阻挡我的,是我内心打下的标签,「我不行」。

可是,我为什么不行?

其后,妈妈和小姑到美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独自带着她俩,在美国玩了一圈儿,包括在纽约的地下铁中穿行。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成就,我对地铁的恐惧,甚至是可笑的。但对我而言,却是一个真正的「巅峰时刻」。

即使改变在三十来岁后发生,也并不算晚,永远也不算晚。

04

这是我记忆犹新的三段经历。

在绿树红楼的朗润园,我感受过水到渠成,青春得意;

在星垂平野的高速路,我感受过驾轻就熟,计日奏功;

而在交错迷离的地下铁,我终于知道,我怕的,不是纽约地铁,我怕的,是我成年后重新面对未知的手足无措。

回国五年后,我年近四十,不久前从创业公司到了另一家创业公司。在前一家经历了从0.1到1,在后一家正经历着从-1到0.1。

一大把年纪,骑着共享单车,在中关村的大街上四处看办公场地,跟中介和物业讨价还价。

我对先生开玩笑说,我正在放飞自我的路上渐行渐远。

我擅长专心致志做好项目;不擅长多重任务一边创业一边照管孩子。

我擅长接受任务,指哪儿打哪儿;不擅长提出质疑,盘算这个方向该不该做。

我擅长不惜代价、一掷千金地达成所愿;不擅长在创业公司,盯着现金流,精打细算怎么赚钱。

我擅长精益求精地追求完美,不擅长连滚带爬地追求完成。

(哎,我又给自己贴标签了。)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狼狈,也比我想象中过瘾。直到此时,我跌跌撞撞,居然尚未倒地不起。

《傲骨贤妻》第一季中Alicia说道:

it won’t get easier, but you do get better at it.

来路,将一直如是。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容易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命运、天赋、经验、青春的红利或许都不再起效。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选择去碰触自己的底线,选择去经历未知的风景,选择去看看我们究竟能走多远。

小鼹鼠不会改变,我,可以。

命运、经验、选择,人到中年,何来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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