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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高义(Ezra F. Vogel,1930 — ):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一直是受中国政府重视的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继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1998年入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2013年3月23日,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献奖”。2014年福冈亚洲文化奖获得者。

内容简介:

哈佛大学中日研究专家傅高义在学术生涯之初被斥为“乡下人”后,意识到一个社会学家如果从未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何谈理解本国社会?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他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深描日本社会快速变迁之际的“新中产阶级”——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

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经历重塑,虽缺乏绝对的价值体系,但却有基本的共识;传统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观念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分工、权威和育儿。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书籍摘录:

第十五章 超越成功: 三十年后的M町(节选)

人们不再为了寻求保障而倾向进入大公司或政府机关,因为经济保障对于日本中产阶级而言已经不成问题。现在,年轻人的动力更来自进入著名公司赋予其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工薪族生活方式的主导地位

一九五九年我们在M町观察到的“新秩序”,即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迄今已然成为日本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模式,历经发展、壮大、扩散并且有些过度膨胀。这种生活模式为大多数日本人所向往。如第十三章所述,甚至在一九五九年,包括独立专业人士、商人、小商店主甚至农民在内的其他群体都深受工薪族精神的影响,想当然地在自己的生活中多方效仿。

M町男性的典型职业生涯遵循以下模式:刻苦学习考入尽可能好的大学,毕业后尽可能进入最著名的大公司或政府部门,继而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每周上五六天班。然而,人们不再为了寻求保障而倾向进入大公司或政府机关,因为经济保障对于日本中产阶级而言已经不成问题。现在,年轻人的动力更来自进入著名公司赋予其个人及家庭的社会地位。 

M町的女性也被卷入这种模式。许多女性与男性一样去上大学(尽管满足于两年制短期大学学习的女性多于男性),为了通过名牌大学的入学考试,她们和男性一样努力。 M町大多数心怀抱负的年轻女性追求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并通过就读优秀大学继而供职于大公司成就自身地位,之所以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目前这被认为是她们缔结良缘的最佳途径。此外,许多年轻女性渴望在专业领域抑或依循顶尖公司的精英管理者职业路径发展。 M町有位女儿禁不住父母坚持,短期大学毕业后留在家里学习烹饪和其他家务技艺,她的情况在一九八九年只是特例。

许多M町家庭的第二代,长子乃至次子都忠实地承袭父业。他们继续从事同一职业或者成为同一家大公司的工薪族。女儿也是如此,她们进入同一行业工作(医药或牙科领域最为常见),要么就嫁给同公司或同行业的男性。也有一些人拒斥家族惯例的现成保障。在一个案例中,一位长子接受了大学专业教育为接管父亲的农业生意做好了准备,然而几年以后,这位长子放弃接管,转而从事度假村管理。长子觉得,这次改行使他更加独立,工作也更有乐趣。

工薪族生活的压力

M町的工薪族大多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他们对公司尽心尽力,参与同事间的社交和娱乐活动。随着财富的日益增加,一度被认为必要且难免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而今却被批过度—过于繁重、过于局限、过于严格。 M町的家庭尤为担忧工作压力的威胁,如报纸文章里报道的“过劳死”。

虽然繁重工作致人死亡事件的新闻价值在于其十分罕见,但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到, M町的工薪族每日例行工作、通勤十二至十五小时,他们的身心承受着何等压力。一位 M町的居民指出,富国生命保险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五百名受访员工之中,百分之七十的员工称有压力,百分之四十四的员工称长期感到疲劳,而被问及是否惧怕过劳死之时,百分之四十三的员工明确做肯定回答。

在某些方面,工薪族的生活方式近年来变得稍许轻松。一九五九年以来, M町工薪族的通勤时间已经减半。尽管每日工作时间仍然很长,但周工作日和年工作日都减少了。大部分工薪族现在每周工作五天半,一些机构响应政府号召将每周的工作日缩短为五天。休假时间由每年数日增至两三周,还有总计近三周的国家法定假日(春季的黄金周、夏季的盂兰盆节和冬季的新年)。M町的店主和商人也比照工薪族的放假模式并日益尊重个体的私人生活;现在,人们确信自己不会在假期被叫回去工作。许多大公司为员工提供网球场等娱乐设施,安排员工及其家人度假。法定退休年龄从五十五岁延迟至六十岁,退休压力从而得以缓解,一些男性退休后还从事第二份工作。

然而,过劳的忧虑仍然存在。M町的一些男性热衷谈论办公室附近球场的周三网球赛或在回家途中与同事酌酒放松,另一些男性则抱怨没有时间享乐轻松。后者指出,他们加班频繁,深夜、周末甚至假期都在工作。许多员工不能休满假期。周末或假期往往要加班参加公司活动或在高尔夫球场商谈业务。有些男性觉得公司的娱乐活动与工作一样有压力,因为他们迫于强制(基于群体成员间的不成文规则)而不得不与整日都能见到的人交往。

随着生活的富裕,人们敢于质疑如此辛苦工作是否必要。他们日益意识到所付出的心理代价。 

M町有少数居民公开埋怨,为了满足工作和群体生活需要,他们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和爱好。一位供职名企的男性抱怨自己在大公司里经受的乏味、沉闷和无力。多年来他逐步调整工作,尽量少加班并将聪明才智用于喜好的国际象棋比赛。年轻时他常常因为不能做想做的工作而苦恼,某天剃了个极短的发型回家,令妻子大吃一惊。他恼火地说,老板可以裁人( “首を切る”,字面有“斩首”之意,但通常指“解雇”),而自己却只能剪头。

另一位男性工薪族精英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他单身赴任,顶着压力从事一项尤其困难的工作,结果患上神经官能症,两年不能工作,即使回到家里也未能康复。几年以后,他仍为同一家企业工作,如常履行职责,却称工作及其相关事物毫无乐趣,盼望早日退休返乡。

虽然终身雇佣制度在他生病时提供了保障,但同时令他身陷并非心仪的工作,无法改变,亦无力逃离。尽管抱负受挫或同事关系紧张是任何职场里不满的根源,但关于这些问题引人注目的是,M町工薪族更换工作或出于个人需要调整工作时面临的困难。个人必须不惜心理代价进行调适。人们也许日益意识到这种伴随富裕而来的压力,故而逐渐放松了。

妇女解放,M町的模式

一九五九年经常听人这样说:“战后,丝袜和女性都强韧起来。 ”时至一九八九年,M町的妇女是否获得解放?鉴于这一问题经常受到美国人的关注,因而考察当今M町女性的社会角色及其生活中有关女权价值观的方面很重要。我们将着眼于她们的行为变化、选择范围的延拓、劳动参与和当前的家庭角色。

与当今M町主妇的情形迥异,一九五九年的M町主妇深居简出、穷其一生服务夫家。三十年前,M町的主妇总在家里,出门不过是到附近买东西或每年一度的回娘家省亲。她若做了家务以外的活计,可能是在帮忙打理家族生意,若有爱好,无非就是缝纫、插花或茶道等曾在新娘培训班学过的技艺。甚至未婚女性于待嫁期间也只能往返于学校与家庭抑或临时工作场所与家庭之间。

如今的M町女性已经从家宅和诸多苦差中解放出来。所有的公寓和大多数住宅现在都可以安全上锁,所以主妇再无必要整日看家。家用电器的应用加之木炭的淘汰缩短了家务劳动的时间。不仅未婚姑娘,已婚妇女也可以更多外出活动。许多主妇参与网球、高尔夫球等娱乐活动;有些主妇参加很多文化中心里蓬勃涌现的课程和活动团体;有些主妇修读大学或技工学校课程;每位主妇都有更多机会与亲友喝茶、购物。出国旅行在一九五九年几乎闻所未闻,现在却已司空见惯。 M町的女儿们可能趁大学放假或蜜月期间出国旅行,许多妻子在丈夫被派往国外学习或工作时随同前往。老年妇女跟随退休的丈夫或者参加旅行团出国观光。

更多的外出活动机会反映了女性的选择范围普遍更广。一九五九年M町的女性很少自己决定人生大事。从上学到结婚乃至婚后,她因循常规,凡事听从家里长辈安排。到了一九八九年,不仅结婚对象,而且是否结婚、何时结婚均由 M町的女性自主决定。尽管“适婚年龄”(目前为二十至二十七岁)的观念依然存在,年过三十的未婚姑娘也让人担忧,但人们对晚婚的接受度似乎更高了,晚婚的女性也更多。一些女性选择不婚,这表明一种新心态的萌生,这种新心态即结婚并非女性自然可行的唯一生活方式。

M町的大学生及其教授称,与十年前相比,如今有更多的年轻女性先婚姻后事业,希望等孩子长大后再去追求自己的兴趣或快乐。只有早早选择事业或者先事业后婚姻的女性,只有丈夫愿意并能调整生活适应她们职业规划的女性,才有可能完美地兼顾事业与婚姻。 

M町的大部分年轻女性把嫁给白领精英视为“美好生活”。她们并不艳羡工作狂商人的生活方式,认为女性的职业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她们说,婚姻生活给予她们更多独立和更多享乐机会。现在,婚姻作为一种职业,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兴趣和快乐,这是上代人不曾有过的体验。然而,这并非婚姻吸引当今 M町年轻姑娘的唯一原因。一九五九年以来,女性作为主妇和母亲,在家庭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为增强。考察该角色的变迁和延续,以及个中满足和压力,是理解现今M町家庭关系的关键。 

老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自主对 M町的主妇也有负面影响,使她们变得相对孤立。丈夫及其他家庭成员对家中事务不管不问,城市里的主妇往往成为孤家寡人,她们对待周围公寓的主妇虽然热情友好,与周围公寓主妇的关系却不似一九五九年的邻里街坊主妇间那般亲近或信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M町的母亲已经从繁重单调的家务、住所、婆婆甚至很大程度上从丈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然而,她们的职业生涯仍然受限,独力养育孩子的责任感一如既往地规范着她们的生活。尽管她们的社会参与愈加广阔多元,但她们的主要责任以及成就感的来源仍是孩子。

婚姻期待的转变: 新观念与旧习惯

随着核心家庭成为常态以及西方模式对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浸入,年轻人越来越期望夫妻相爱、相伴、互相协作。他们日益重视夫妻婚姻满意度。然而,期待的提升尚未消除旧有的模式,一部分女性的情况尤其如是。

甚至在一九五九年的M町,婚姻首先仍被视为一种绵延家族和奉祀祖先的社会责任,也被看作女性毕生的工作。在早期的家族系统里,婚姻的诉求显然并不包括夫妻相爱或情感满足,婚姻的存在,只是为了服务于家族的经济功能和传宗接代功能。

而在一九八九年的M町,年轻人无论相亲结婚还是恋爱结婚,大多都憧憬浪漫,希望获得情感满足,期待与对方相互陪伴、共同活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M町的夫妻如今在婚前花费更多时间相处,他们彼此了解,一起观影、用餐、谈恋爱。婚后,至少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夫妻俩通常继续此类活动,少数夫妻设法在周日出游和家庭度假的过程中维持这种陪伴关系。退休后,年老的夫妻有更多的时间共处聊天,许多人还喜欢与老伴一起享受旅游休闲。

然而,孩子出生后,许多夫妻,尤其是工薪族与妻子会各有生活,与其父母的经历并无二致。身为工薪族的父亲每天有十二到十五个小时、每周有五到六天不在家,母亲每天二十四小时地照顾婴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丈夫与妻子往往连交谈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一起活动。工薪族的经济生活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仍未促使夫妻相互多陪伴。

女性婚姻期待的提升尤为显著。较之仅仅期冀嫁入厚道望族并为之奉献终生的早年 M町女性,现今的准新娘似乎要求颇高。她们希望未来的丈夫好相处、受雇名企,有能力供家人过好日子并愿意帮带孩子、帮做家务。但聪慧的女性明白,难求尽合己意之人。

家庭条件好且受过教育的M町女性,也许找得到工作佳、薪水丰的丈夫,但要找到还能在家陪伴并帮助她的人却非易事。希望与现实的落差,体现了从层级分明的大家族向基于平等同伴关系的核心家庭变迁过程中的张力。

面对维持亲密互动婚姻关系的困难,M町的男性也不免失望,从而更容易放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通常,他们回家时疲惫至极,想做的不过是众所周知的洗澡、吃饭和睡觉。大部分妻子做出调整,把更多精力放在孩子身上,转而与女性亲戚、亲密的朋友交往,发展业余爱好。然而,较之一九五九年,一九八九年有更多妻子抱怨社会交往少、难得与对方共享休闲时光、夫妻间缺乏交流和相互理解(而且有此怨言的妻子比丈夫多),换言之,她们在抱怨夫妻关系的疏离。

女性的要求给M町的男性带来新的压力。一九五九年,所有女性都盼望嫁人,男性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能成为优质的候选对象,但在一九八九年,光有好工作还不一定行。富裕却缺乏个人魅力的男性不再受人青睐。一九八九年,《日本时报》报道了培训男性如何与女性聊天、约会时如何表现的新机构的兴起。一些在考出好成绩的教育氛围中长大的 M町男性发现,要想娶到妻子还需要掌握社交技能。

尽管夫妻间的亲密程度和协作程度日益提高,但夫妻关系在与亲子关系冲突时需要让步。亲子关系仍是家庭里最重要、最强大的关系。一九八九年的 M町父母认为,把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出去娱乐,或者让孩子睡到其他房间方便自己更自由地享受性关系都是不负责任和自我放纵。

尽管这些相互对立的需求之间时有矛盾,但照顾孩子仍是首要大事。或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为离婚率整体并未大幅上升的一个原因。父母不希望离婚伤害到孩子,尤其是日本人的忠诚观念通常要求孩子在父母离异后跟随其中一方生活,与另一方断绝所有关系。

36氪领读 | 在这本写日本中产阶级的书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中国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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