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网友对于音乐圈的讨论热情空前高涨,先是经历了对数字音乐版权风波异常激烈的反应,忙站队的同时,另一边又不忘对一则鸟巢演唱会消息展开群嘲:台湾知名音乐人黄国伦,在微博宣布将于9月23日的鸟巢体育场,举办自己的第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

在演唱会票价公布之后,其最高1680元的定价更是让网友直呼“只有张学友才值这个钱”,但张学友也从未在鸟巢开过个唱。

黄国伦鸟巢演唱会座位图

在黄国伦的长微博里,他短暂讲述了自己25年来的从业经历、对于音乐的热爱,以及本次鸟巢演唱会他如何克服内心和外界的重重阻力而使演出顺利落成。他与音乐的故事和很多音乐人一样跌宕浪漫,也同样带着点悲情色彩。 

然而现实却是,这种突破世俗看法誓要实现音乐梦想的理想主义之下,已经埋葬了数不清的音乐人。他们永远热泪盈眶,但他们的所谓梦想,正在变得廉价。

黄国伦和前索尼音乐大中华区CEO徐毅

“没有不可能”成为音乐人的“砒霜” 

黄国伦初入音乐圈的90年代,李宗盛、罗大佑等已经在台湾甚至香港乐坛发展的如日中天。曾与李、罗二人同获香港商业电台“台湾最佳创作人”奖的他,更多是作为幕后创作者,创作了王菲《我愿意》、《影子》,范晓萱《眼泪》,钟镇涛《痴心爱你》等当时的大热流行歌曲,凭借《半生缘》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歌曲奖,并三次入围台湾金曲奖。

在那个一首成名曲可以让歌手唱一辈子的年代,幕后创作者、制作人依然沾不到太多光,也不同于李宗盛、罗大佑较早地接触台湾以外的市场,后面作品平平、进入内地市场较晚的黄国伦,现在更多地活跃在内地各类音乐综艺节目之中。

就是这样一个微博粉丝100万+、日常评论不过百的“知道姓名”的音乐人,要在可以容纳十万人的鸟巢体育场开个唱,不管是在发展到何种阶段的音乐市场,都可以说很“魔幻现实”了。

如果总结过去可以在鸟巢开唱的歌手特点,大致为:高国民度、商业赞助,有的还会进行现场直播。

对于演唱会来说,门票收入只构成营收的很小一部分,更多还是靠歌手自身的吸引力、商业价值带来广告赞助。且根据相关媒体披露,广告赞助的收入毛利率有的可以高达100%,像是汪峰的一场演唱会,毛利率最高时可以达到88.93%。

同时,像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人们对于见明星、各类演出的消费欲望已经趋于平稳,更多的演出开始向二、三线城市下沉,因此选择在一线城市大场地开唱的歌手,必须要具有极高的国民接受度和话题度。国民接受度和话题度,也决定了广告赞助和观众人数。

通过媒体报道得知,本次演唱会,黄国伦联手曾经成功推动好妹妹北京工体演唱会众筹计划的京东众筹平台。虽然现在有很多独立音乐人通过众筹、平台赞助等方式进行小场地演出,但按照目前音乐演出市场的逻辑,找不到清楚受众定位、市场号召力微弱的黄国伦 “没有不可能”鸟巢演唱会,都更像是一场一厢情愿的“圆梦之旅”。

黄国伦以多年“音乐圈边缘人”的身份,靠着“梦想的信念”即将站上鸟巢,但“没有不可能”又害了多少音乐人?

这是“音乐人最好的时代”?

从音乐人拿着音乐作品去唱片公司毛遂自荐的唱片工业时代,到让传统媒体尝尽甜头的电视选秀时代,再到如今数字音乐平台扶持与自媒体传播并重的所谓“音乐人最好的时代”,很多人开始奉行着一句金科玉律,也就是像沈黎晖所讲的,“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不会有人被埋没”。

现在音乐人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今非昔比。如今各种音乐人计划、电视真人秀节目,除了能够给音乐人提供一个快速上升、高曝光度的通道,同时还可以让他们有机会与国际知名音乐人合作,甚至去到像Abbey Road这种很多音乐人梦寐以求的殿堂级录音棚录制音乐作品。

更多的媒体、资本、创作资源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于是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更多的人渴望成名。正如安迪·沃霍尔所说,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当上十五分钟的名人”的时代。更多的UGC内容端口向用户敞开,而UGC内容带来的流量红利平台也甘之如饴。

根据网易云音乐去年发布的《2016上半年用户行为大数据》显示,平台入驻的原创音乐人人数已超2万人,上传的作品数超过40万首。虽然有这么庞大的原创音乐人和作品基数,但是近两年成名的音乐人和作品数量,只能算九牛一毛。

而更多籍籍无名的音乐人,还怀抱音乐梦想,对未来充满希望。“没有不可能”对于99%的音乐人来说,都与现实具有不同程度不可调和的矛盾,音乐人不能只靠信念“有情饮水饱”。

去年王菲“幻乐一场”上海演唱会,在腾讯直播上仅靠粉丝刷礼物,就创造了约合人民币281.3万元的收益。而另一边的某独立音乐团体,与某数字音乐平台达成合作的专辑版权使用授权费仅3000元。巨大的价值和资源差距,普遍存在于头部音乐人和下游音乐人之间。

如果这是一个人才不被埋没的时代,那么为什么还时常有人抱怨行业缺少人才?也许,这是音乐人最好的时代,但在这个时代,音乐行业也仍然是一个稳固的金字塔,音乐人和资源之间遵循着一直以来的“二八定律”。

版权风波究竟教育了谁

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是,我们的音乐行业中还有大把没有被发现的人才;而另一种看法则会悲观的认为,像周杰伦、Michael Jackson这样的“天才选手”几十年一遇,其他音乐人多平庸。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是第一种。

但当我们将当下定义为“音乐人最好的时代”时,音乐人是否也这么认为?那要说回到这次网易云音乐版权风波,就是很好地反映音乐人心声的一面镜子。当所有媒体目光都关注到平台之间的力量博弈,网友盲目站队自己喜爱的APP,大家都在高谈阔论“这是一次对于消费者教育的良好机会”时,我认为只有音乐人被真正地、又一次“教育”了。

对于多数的独立音乐人来说,他们与平台、唱片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平等的对话,平台之间的争斗,赢了不会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好处,输了音乐人也要跟着一起承担后果。这也是独立音乐人直接与平台合作所要承担的风险。

音乐人与平台之间的直接版权合作,有的甚至会签订独家版权协议,期限可以参考平台与唱片公司之间的版权转授权约定。平台如果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吸引更多的优质内容,沉淀更多忠实用户,那么与平台形成捆绑关系的音乐人也会受到一定的裨益;如果平台的内容和用户大量流失,那么第一时间倒霉的就是这些没有话语权的独立音乐人。

网易云音乐与QQ音乐在2015年达成150万首歌曲转授权协议

同时,头部艺人和非头部艺人授权费用的差距也是巨大的,非头部艺人基本不具备议价能力。虽然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少数人主导多数人的话语,是这个行业里一直都存在的问题,短期内想要打破也比较难。 

于是对于很多独立音乐人来说,拿着辛苦做出来的作品选择与平台合作,也是一场博弈。大部分音乐人都无法通过付费专辑获得收益,但先期的平台曝光成为了他们进行作品传播的最主要途径,然后再通过线下演出等其他方式来寻找做音乐的平衡点。

根据第三方数据,目前我国音乐人中60%月平均收入不足2000元,80%的音乐人作品没有被收听。这数量庞大的音乐人群体,却与头部艺人存在巨大的价值悬殊对比。

而最终,更多的音乐人会像黄国伦那样,做音乐几十年、从年轻人到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也没能让市场听到他的名字。所以,可以站上鸟巢的黄国伦是坚定也更幸运的。

既然“梦想”已经因为市场定价而变得廉价,那么“永远热泪盈眶”就会显得矫情。这种“魔幻现实”的市场现状还会持续多久?我不知道。

文 | 王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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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梦想变的廉价,版权风波又给音乐人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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