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好戏大赏”(ID:renmin233),作者 即兴戈多。

高晓松又出来出卖色相了,只不过这次的对象换成了腿。

没办法,我们都得理解高晓松老师。

他这辈子见多识广,可就是没见过“帅哥眼里的世界”,所以一旦有了颜粉、腿粉,肯定要抓住机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以弥补自己生命里“不是帅哥”的唯一遗憾。

在颜值以外的世界里,高晓松都是赢家。他赢在子宫,赢在有文化,一路从弹琴少年到说书的北京大爷,他都踩上了时代的步点。

高晓松投胎的家庭,全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从小住在清华园里,想知道个什么事,家里人写张小纸条,他拿着去问该领域的学科大拿。

知识分子,是高晓松的底色。他在清华住了二十多年,生命伊始的认同就是知识分子。

耳闻目睹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在《奇葩说》第一季里,听到一位清华博士上来咨询以后的职业方向,高晓松生气了。他说,你身为名校生,没有胸怀天下,愧对清华教育!

可翻过头看他年轻时,他说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当一个“门客”。可这“门客”,被主公养着,实在也谈不上胸怀天下吧。

他在自己的第一本书里回忆:

因我琴棋书画玩牌聊天踢毽子跳皮筋都颇不错,还看过些野史逸闻,可陪公子王孙谈心……最好公子还有三千姬妾其中有个把多情烈女。没戏了,公子早没了,这点儿只是文化估计只有说给丫听了。

高晓松有一肚子知识,但是无人投靠,当“门客”的理想暂时破灭了。

不过高晓松命好啊,在我们缺少大陆流行歌曲的时候,《校园民谣》专辑横空出世,高晓松一曲《同桌的你》红遍大江南北,成为80年代理想余晖的怀旧符号。

如果你看过高晓松在各个节目讲述“白衣飘飘的年代”,便会发现他当年弹琴写歌,似乎都是为了追求姑娘。他的表达,更像是一场盛大的荷尔蒙抒情,而不是艺术家对作品的执着。

李皖评价,高晓松写歌秀美、隽永,但是格局小,焕发于性情,对深厚广大的东西,不太有感觉。

比之于艺术家,高晓松深知自己更像一个知识分子。“我的审美是从书本中先验来的,这就是知识分子。”在音乐上,他一早就坦诚,自己写歌词是因为读书太多,满脑子都是文字,信手捏来不需要灵感。

高晓松对自己有清楚的认识,“虽然读书不少,又走遍世界,但是对任何世界的深处始终缺乏了解和敬畏,缺少勇气和坚毅的精神,只是对各种雕虫小技兴趣浓厚。”

他不是一个努力的人,只要觉得事情成功率低于70%,他就觉得那是一面南墙,看着南墙就跑了,更谈不上去撞南墙。这是他没成为艺术家的原因,也为多年后的职业经理人生涯埋下了伏笔。

知识分子高晓松谋求生计,是从拍广告开始的,那时候《校园民谣》尚未出版。

他靠着拍广告迅速挣到第一桶金2000块,后来他写进书里:

2000块钱的顺利成功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这个人,虽然我从小接受鄙视金钱的正宗书香门第教育,这种发现自己挣到钱的意义之深远,大大超过当初发现有男人的本领。

他继续动情地描述,以前的梦里,他和别人打架打不过只能装死,但挣到2000块以后,他在梦里总是弹无虚发,追击敌人步履如飞。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个男孩儿长大了,变自信了。

只不过这个转折的关键不是姑娘,而是赚钱。

成长于理想、道德感召的80年代,投身于90年代创业、致富的市场经济,高晓松作为大学草坪上的最后一群歌者,成为第一批在社会上自谋出路的新中国小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高晓松,也想生活得体面。不能免俗的,钱也是他的命门之一。

赚钱对高晓松到底多重要,我们无从得知。

但我们知道,他和老狼不一样,他打从一开始就有“商业这根弦儿”。知识分子如何赚钱,这在哪个时代都是难题。

有记者给他打上“小众”的标签,他表示自己并不想做小众的作品。就像门客希望获得主公和同侪的赞赏,高晓松也希望有更多人来分享他的作品。

为此,他去好莱坞学习编剧,回来以商业的嗅觉挤进商业院线。

他的合作伙伴说:“晓松每次从美国回来就感到他的变化。”以前“飘在天上”的故事不见了,拍过超级文艺片《那时花开》的高晓松,不再过分重视自己表达欲的释放,而是要为观众拍电影。

高晓松自编自导的电影《大武生》,凭好看的故事和剧本,拉到了顶级好莱坞制作人的投资,但高晓松拍不出来。

高晓松不愿把能量全部用在创作上,他不忍心和自己死磕。朴树在英国录了两年专辑,回来以后发现歌里一些情绪没有了,就全部不要推倒重来。而高晓松拍电影时会和工作人员讲,为什么要为了等一个特定的太阳光,全组人眼巴巴地登上好几个小时呢?

知道什么是好电影,与拍出好电影之间,还隔着一条很深的河,以高晓松的性格,淌不过去似乎是一种必然。

缺乏钻研精神,动手能力差,最终导致《大武生》票房惨败。他和电影打交道的日子,随着2011年酒驾服刑,很快就结束了。

服刑期间,老搭档宋柯去看望高晓松,安慰他“这件事有双重价值,一重是无形的,能让人成熟;另一重是有形的,值一个不小的数字”。

宋柯说准了,服刑六个月期间,高晓松的人气不升反降,微博粉丝翻番。

不过,《大武生》票房的惨败,让高晓松在服刑期间下定决心,这辈子不做生意,只卖艺。

如果说音乐的小气候,是因为高晓松在艺术造诣上浅尝辄止,那么,电影的失败,实则体现了他在做生意上的登堂不入室。

之前校园民谣的偶然成功,让他以为自己搞电影也能卖得出去。但现实的惨败教育他,自己确实当不了艺术家,还是老老实实回归知识分子的营生。

这一次,他决定直接卖知识——终于理想匹配了作为一个“门客”的技能点。

服刑结束后,高晓松整装待发,投到优酷门下,开始做个人脱口秀节目《晓说》。得益于之前浪漫年代形成的“强个人IP”,再加上酒驾诚恳认罪留下的好印象,高晓松凭个人品牌,打造了第一个脱口秀网综“爆款”。

《晓说》开播两年,高晓松的大脸被播放五亿次。这样的成绩,他自己也有点hold不住,只能一遍遍对记者强调“我就是命好”。 

确实。都做知识内容,罗振宇得使劲儿告诉你,这本书是多么好,多有逻辑。而高晓松只会拿着纸扇,斜靠在椅子上,给你随便讲上一段家里传下来的掌故。

高晓松不需要团队帮他选题,只要摄像机在大脸前面一杵,自己就能拍。

什么政协委员才能看到的国民党将领回忆录,梁思成怎么劝他母亲放弃英文读建筑系,院士姥爷怎么克己奉公,差遣秘书找他还公家电话费,这样的历史花边,他随口就来。

就连他给许巍写的新歌被喷,里面那句“妈妈望着我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还真是高晓松母亲一直告诉他的。

不过,非从高晓松的家学渊源掰扯的话,到他这辈儿,只剩下了不严肃的历史演义。毕竟,爷爷是坐冷板凳的院士,他只是个媒体知识分子,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堕落。

但他出来变卖的这点家学修养,足以够互联网普罗大众文化消费升级了。

其实凭高晓松的背景,他也可以不靠说书吃饭,但他喜欢热闹,爱往人扎堆的地方去。在微博上当4000万粉丝大V,说什么一呼百应,享受别人夸他有才,高晓松显然陶醉于此。

高晓松大概也没想到,最适合自己的“门客”工作,竟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真的实现了。

但是,高晓松又偏离了适合自己的“门客”路线——他跑去了阿里音乐当职业经理人。

2015年,高晓松和宋柯加盟阿里音乐,并称“这将是我俩音乐职业经理人生涯的最后一站”。二位老搭档空降阿里,合伙把收购的天天动听,整合成“阿里星球”。

事实证明这是一款很失败的产品,没过多久,两人就被撵到虚职上了。

高晓松现在是阿里娱乐战略委员会主席,他之前的位置,是阿里音乐董事长。听起来,他又回归了“门客”身份,只提供力所能及的意见,不动手操作。

所幸,如今的高晓松,依然可以凭借阿里的平台,和马化腾爬山吃火锅。

他说自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与这样一大群“比自己聪明的人”共事了。平时在别的场子上,他能一个人从头说到尾,但是和互联网大佬吃饭,他只想拿个小本本把他们的话记下来。

他在新节目《矮大紧指北》里讲马化腾如何洁癖,不好意思坚持让大家使用公筷,只得自己一直站着,用公筷给别人夹菜。

这样大人物的小故事,如果不是高晓松,我们大概是无从了解的。因此,戈酱甚至怀疑,高晓松一头扎进互联网内容创业,还真因为他就是爱看热闹。

这点儿上,高晓松像个热心的北京大爷。哪儿热闹,他就得上哪儿看看去,到处呼朋唤友,反正没他管不着的事。

其实,高晓松跟互联网的缘分,从门户互联网时代就开始了,

“新东家爱奇艺的办公室在老东家优酷隔壁楼,不远处还有更老的东家新浪,往北几条街,坐落着我在互联网行业的第一个东家搜狐。新东家的老板和老东家的老板都曾是我在搜狐的同事。搜狐老板和新东家老板又都是我清华师兄。世界本不大,可真没想到小成这样。”

换这么多东家,高晓东可能真是想东瞧瞧西看看,最后享受的,还是站在时代潮尖人际附会的快感。

他在文艺圈兜兜转转多年,到好莱坞学商业制作,跟互联网公司学商业,直到最近几年的脱口秀节目,他终于找到门客卖艺的正确打开方式,嘚吧嘚着把知识变现。

  “要说真正让我发现市场的乐趣,发现自己的商业价值,自己又干得自由、欢实,从《晓说》到《晓松奇谈》,我可能第一次找到痛快淋漓的感觉。”高晓松说。

说到最后,这似乎是一个现代“门客”的励志故事——年少成名的清华辍学生,在中关村互联网公司和洛杉矶剧组跌沛流离多年后,终于在北京大爷的年纪,靠说书和自拍取得成功。

高晓松一生上下求索的,无非是如何让知识分子尽可能地生活得体面。

他没有毅力,不能自己成事,所以选择当“门客”卖艺。为此他写过歌、拍过电影、拍过广告,有得有失,到头来发现还是说书最成功。

一开口就是产品,这才是北京大爷高晓松的黄金时代。

高晓松 | 北京大爷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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