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政能亮”(ID:zhengnengliangpl),作者刘远举,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专栏作家。36氪经作者授权发布。

中国模式能否处理好新经济、“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不但关系到在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否走出去,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

社会关注已久的网约车新政终于出台。整体上看,此次新规,制定了新的运营车辆类别,把网约车车辆的报废里程提高到60万公里,为私家车参与分享经济留下了空间,肯定了网约车的合法性,长久以来的争论尘埃落定,是李克强总理多次呼吁的分享经济在中国的一大发展。

此次新政是大的改革力度与稳定的双赢。

长久以来,让政策制定者犹豫的是,改革力度太大,对既有利益伤害太大,会引发抱怨、对立,影响市场,具体到出租车市场,会引发群体事件。不过,实际上,新技术与市场已经不等政策,已经事实上改变了中国的出租车市场格局。在很多城市,网约车虽然没有最后的一纸凭证,但已经大量的存在。比如,此次北京大暴雨,打不到车的抱怨已经很少了。从这个角度上,在这一领域,改革力度越大,反而对现实的改变越小,风险越小。

此次新政,是中国模式理应呈现出来的优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逐步实现技术赶超,中国接下来不仅仅是面对成熟的技术转移,而是要面对不确定的创新与产业提升,“中国模式”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创新,是否能做好新结构经济学所说的“因势利导”?

理论上,中国模式的优势在于压低协调成本,促进交易的发展。这些能力如果能应用恰当,在中国,创新应该更加顺利。比如,在欧美国家,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工会就是Uber等智能出行创新的阻力,那么,没有工会的压力,相对已经非常明确可行的“互联网+”的新趋势,产业升级应该更快,更顺畅。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说:“我们过去常说,在信息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我们很可能就站在这样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优势。”

此次新政,把滴滴、易到这样的公司,从基层管理者的权柄下解救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改善产品,甚至走向国外。某种程度上,中国模式能否处理好新经济、“互联网+”对传统商业模式的冲击,不但关系到在未来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能否走出去,更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提升。

此次新政,是自下而上的“边缘改革”的胜利。

边缘改革,一直是推动中国过去30年重要改革的真正力量。这种边缘改革,首先是底层个人、企业自发的进行改革,然后这种自下而上的,有利于改善劳动者和微观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探索,得到中央认可,并自上而下的在全国范围的推动,土地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是如此。

这就意味着,简政放权,不光在于由上而下的改革意愿,更在于由下而上的权利生长。所谓的边缘改革,换个角度,就是尊重市场的首创精神,更多的倾听民间的呼声,让民众更多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新规还是有一些旧的管理体制的痕迹,比如县级的许可,人为增加了企业的行政审批成本。这实际上向县一级的相关机构输送了大量的寻租空间。今后如何防止权力寻租,是相关领域高层部门的一个挑战。

网约车新政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边缘改革”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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