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6点,北京协和医院门诊楼一层大厅依旧喧闹。只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着开过的药、拍过的片子或许应该还有医生的叮嘱,略显疲惫的往门外踱着步子,回家或者回旅馆。门外,夏日的夕阳仍然灼热晃眼。

沿着大厅一直往里走到头,再穿过侧门,跟着余可谊来到已用作行政办公楼的老协和图书馆。这里安静得可以听到脚步的回声,似乎只经过了几百米的距离,便已经从“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实穿越回到悠远记忆中的历史。无论什么时期的人们都熟知协和,因为在大多数人心里,协和几乎等同于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来自内部的尝试

办公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余可谊把屋里舒服一点儿的那把椅子让给我,而自己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一直来回踱步。像大多数医生一样,常年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过早伤害了他的腰。所以,虽然经过了一天的门诊,余可谊还是愿意再站一会儿。

余可谊所在的团委和青年工作部刚刚发起了协和首届创新大赛。“我们得把自己的想法落地。”余可谊的想法获得了协和院方的支持,他和“小伙伴们”的想法也有了可以施展的空间。在舆论大环境鼓动医生出走的时期,余可谊仍然选在现在医院的体系内做尝试。而且他觉得,在这个变革剧烈又创新旺盛的时代,协和应该有自己的作为。

况且,对于一个留在协和的年轻医生而言,也能获得更好的成长机会。今年39岁的余可谊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1998年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实习,2011年获聘协和骨科副教授,在此期间多次赴美国学习。“这个月初,刚做完一个耗时7个小时的脊柱畸形截骨矫形手术。”余可谊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又在回忆那个手术过程。脊柱畸形和脊柱微创是现今脊柱外科领域的热点,也是难点。

但还是有许多协和人将这种作为的可能寄托于协和之外,比如于莺、龚晓明、朱岩、张遇升、卢杰,如果再往前追溯,还有冯唐、李天天,以及更多走出协和到民营医疗机构执业的医生。他们希望找到新的路径创造新的医疗服务方式,互联网医疗、医生集团、连锁诊所、自由执业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获得资本的支持,成为媒体追逐的焦点。

某种程度上,余可谊也已经具备了成为他们其中一员的条件。他很年轻,善用新媒体,曾在微博上发起过为艾滋病患者手术、随手拍医疗虚假广告、医院暴力零容忍等运动;他出席各种医疗论坛、组织医学新青年沙龙,谈医生自由执业、移动医疗创新等时兴的话题;他已经是协和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至少具备了优于一般同龄人的专业能力。

虽然没有选择"一走了之",但美国进修学习期间的观察和经历,让余可谊感到,现状有很多且很迫切需要改变的地方。

这些年在新医改的推动下,中国医疗体系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深,比如推动国有医院改制,让医生多点执业,鼓励商业健康险等。民营资本的热情不断高涨,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是最常被谈起的对象。比如美国拥有大量非政府办医疗机构,不断创新的管理式医疗模式,完整的医疗服务产业链,可以自由执业的医生以及极好的收入水平等。

 余可谊对美国医疗的观察更多带入的是医生的视角。

“实际上,美国自由执业的医生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在单干。”余可谊讲述那次在美国洛杉矶的经历,让他看到了PA体系(physician assistant,医生助理)的重要性。PA一般是硕士学位,需要在医生指导下工作。“我记得那个医生雇了七个人协助他工作,有的负责门诊,有的负责手术,有的负责研究,一个非常高效的小团队。”余可谊说。

那位美国医生跟余可谊一样,专业是骨科,重点是微创,不同的是,他要自己打造品牌、吸引病人。余可谊认为,未来中国拥有自己品牌的自由执业医生会越来越多,而移动互联网正在加速这一过程,让医生和患者可以更便捷的交流。

2.对医疗创新越来越乐观

“最近我在分答上也开了一个账号,可以更方便的回答患者的问题。”除了更方便的医患交流外,余可谊发现,这些产品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让他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自己每分钟应该产生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断去看究竟什么价格是患者能够接受的,什么价格又能真正体现自己的价值。”这大概就是一个医生的市场意识。

余可谊说,他对这样的医疗创新越来越乐观,因为大家都意识到了痛点的存在,有痛点就有创业的机会,也就有了改变的可能。余可谊自己的创新生涯也源自互联网。

美国骨科医师协会前任主席Stuart Weinstein(左)和余可谊(右)

那是2007年,受美国医院通过互联网吸引患者的启发,余可谊受命建设自己科室的网站。好大夫出现后,让余可谊更明显感受到互联网的力量,“它能够帮我找到我想要的病人。”后来,余可谊竞聘协和青年工作部部长,创办了协和青年之家、医学新青年。现在,依托医学新青年这个平台,会定期举办medtalk沙龙,探讨分享医疗领域前沿的话题。

正像余可谊最开始所讲到的,想法需要落地。而作为一名医生,他最想做的是改变医生的现状。

受益于全社会关于医改的大讨论,人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得意识到医生的价值。国家政策希望医生资源公平均衡的分配,社会资本期盼医生可以自由不受限制的执业,普通百姓则希望医生可以在自己身边提供随时随地的帮助。

然而就医生群体本身而言,工作压力大、风险高,劳动价值得不到正常的体现,有一些灰色收入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补偿机制,但却使医生的公众形象和受尊敬程度大打折扣。频繁出现的伤医事件,也让整个行业的士气跌落到谷底。

怎么办?走出体制?恐怕绝大多数人都不具备自由执业所需要的纵横捭阖的素质,况且晋升、职称、资源等与公立医院匹配的资源都将失去,代价巨大。但留下,又有莫大的不甘。

其实有关这个扭曲的现实,行业里已经做了很久的讨论。余可谊早前也曾借着《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来阐述中国医生的生活指导。从一个医生的角度,余可谊提出了两条朴实的对策:遵循自己的内心和团结起来积极诉求。

3.让企业界和医疗界联合起来

“我们还应该把视野放宽,指望单纯依靠医疗系统内部来解决积弊已久的医疗体系问题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因为医疗保健体系的问题从来不是医生单独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应该寻求外界力量的支持,最终形成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余可谊写道,或许这也可以描述他正在做的事情,由内而外搭建一条通道,让医生有机会借助外界的力量发挥出更大的能量。

做这件事的启发,源自余可谊在美国学习时的导师。“我当时学习的美国教授非常厉害,手术做得非常好,而且与很多医疗器械企业保持合作。这样,他可以把临床医生的研究成果和需求直接反应给企业,同时又有几十万美元的收入。”余可谊说,“所以你看,美国医生做的研究发明不仅可以推动临床问题的解决,而且还可以获得很好的回报。”

余可谊想在中国也建立一套这样的体系。科研发明、临床研究要能够转化出来才能够真正造福患者,而只有获得回报,医生也才有持续的动力做出更多更好的创新。协和创新大赛是这个计划实施的第一个步骤,最终目的是挖掘和支持医学科技人才和创新项目。

目前比赛正处于项目征集阶段,总共涉及五个领域,包括:

1.医院管理类-公共政策分析与应对、医疗流程改进、管理模式创新、人才培养设计、精细化项目提案等;2.医疗服务类-服务流程再造、质量安全及控制、信息化建设、空间布局优化、患者科普教育等;3.医学教育类-医学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工具改进、内容共享方式变化等;4.数字医疗类-移动医疗产品、医学大数据开发与应用、传感器与可穿戴医疗设备转化、社会化健康网络构建等;5.生物健康器械类-基因检测、诊断辅助、医疗器械发明等。

“先尝试一下,我们也想看看在协和的医生中究竟蕴藏了多少创新项目、创新人才。”余可谊说。而且针对创新项目的后续服务,余可谊也已经有所准备,就是在今年5月份创办了青兰基金。这个基金主要就是为医生的创新项目付诸实践提供支持。

青兰基金提供的服务包括资金、法务、顾问、培训等多个层面。余可谊谈到,借助青兰基金这个平台除了入选项目提供专业医学知识外的,还将邀请包括院外创业者、基金投资人、管理学和教育学有经验的专家提供不同领域的培训,并与生产企业与投资公司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希望能够在整个转化产业链的每一环上都能为创新团队提供公益帮助。“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让企业界和医疗界联合起来。”余可谊说。

采访结束后,余可谊赶着赴下一个约。分别时,刚好有几名毕业生在老协议和的院子里合影留念。他们很快会成为某家医院的青年医生,可能也会有人像余可谊一样,因为对现状的不甘而去主动改变和创造。

“我们也想看看在协和的医生中究竟蕴藏了多少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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